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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短期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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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關鍵在改革
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發生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低端制造業轉型失敗。低端制造業可以帶來中等收入，但是伴隨而來的環境污染、低質低價等都是惡性循環
本刊記者/賀斌
年底將至，正逢會議紮堆時。最近關於經濟下滑，如何避免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成為各種會議論壇的議題之一。
11月6日~8日，第十二屆北京論壇上，“中等收入陷阱”話題成為各國學者討論的焦點。北京論壇以“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”為總主題，來自數十個國傢的學者、政界商界精英600餘人匯聚一堂，探討不同文明在和平環境中的交匯以及全球共同面對的變局和挑戰，共同探尋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之路。
與會的學者認為，中國經濟未來能否實現中高速增長，能否避免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關鍵在於全面深化改革。金門縣車貸利率比較
2014年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3.6萬億元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7594美元，按世界銀行[微博]標準，居中高收入貸款手續費國傢中等水平。但能否成功跨過“中等收入陷阱”這個歷史魔咒，對中國依然是個巨大挑戰。
諸多變數
在與會的經濟學傢眼裡，中國要在短期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非易事。
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國別收入標準的指標是變化的。從1987年開始，世界銀行劃定瞭一系列人均國民收入門檻線，作為經濟能力的分類標準，對國傢按照收入水平加以分組，其目的是便於更好地開展發展援助。其中：高收入為6000美元以上、上中等收入為1941~6000美元、下中等收入為481~1940美元、低收入為480美元及以下。
在這一固定基數上，世界銀行又根據美國、英國、日本和歐元區平均通貨膨脹率逐年動態調整。根據其最新發佈的數據，2014年的國別收入分組標準為：高收入為12276美元及以上、上中等收入為3976~12275美元、下中等收入為1006~3975美元、低收入為1005美元及以下。
“這個國別收入分組標準是動態的，目前是12276美元，但到2020年可能會調整到13000~14000美元，這就意味著每年GDP增長要達到10%以上才能在5年內成為高收入國傢，從目前來看很難達到。”與會學者、北京師范大學[微博]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向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表示，即使2020年進入不瞭高收入國傢，但如果能保持每年5%~6%的經濟增長水平，可能到2025年達到這一目標。
另一個可能會變化的指標是人口數量，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將全面放開二胎，有專傢估計到2020年，中國人口或將達到15億人。對這個數據，北京大學[微博]經濟學院教授王大樹連連搖頭：“不可能那麼多，中國人口增長速度是萎縮的，二孩放開的頭兩年可能有所加速，但以後仍會減速，最高峰時也就13億~14億人口。”
王大樹提出，國別收入分組標準是按照人均收入排名，在同樣的GDP總量下，人口的增長會增大分母，從而降低人均GDP的數值，增加進入高收入經濟體的難度。
“從供給的角度，即使全面放開二胎，變成新的勞動力也得是20年後，未必能對GDP增長造成貢獻。所以全面二胎政策提供的是‘口’而不是‘手’，是‘需求’而非‘供給’。”王大樹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。
“短期內跨越‘中等收入陷阱’對於1億人口以下的經濟體而言比較容易實現，但對於中國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，難度很大。”王大樹認為，除瞭人口眾多，區域發展不平衡也是必須面對的現實，因此，在2020年實現區域性的跨越還是極有可能，而且現在有的地方已經跨越瞭，所以政府要采取措施“抽肥補瘦”，一方面通過轉移支付、減貧等方式“補痩”；另一方面，要對稅收的分成比例和一些退稅政策進行調整，比如退稅按產地，而非消費地、出口地，“現在出口退稅大部分是東部出口在東部退稅，即使是西部生產的產品也退不到西部去。”
直面挑戰
從世界經驗來看，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發生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低端制造業轉型失敗。低端制造業可以帶來中等收入，但是伴隨而來的環境污染、低質低價等都是惡性循環。
“中國要想跨過中等收入陷阱，經濟結構必須要調整升級。”王大樹表示，按現在的經濟結構，要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，不能還靠第二產業來增加GDP和國民收入，因為要受資源和環境的限制，現在產能已經嚴重過剩，環境也面臨很大問題，PM2.5嚴重超標。因此，要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，繼續指望第二產業是不可持續的，還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。同時，大力開展創新驅動，發展新動能，在新舊動能轉型階段要註意產業結構調整，實現制造業高端化。
韓國延世大學教授李東晚(音譯)曾對42個中等收入國傢和21個高收入國傢1961年到1991年的數據進行分析，發現對於教育和低收入的部分投資能夠促進經濟增長，但是大部分成功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中等收入經濟體，政府的支出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不是那麼大，也看不到政府支出占GDP比值長期升高的趨勢。而沒有成功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經濟體則正相反。
李東晚認為，比起投資本身，投資的效率更為重要。投資的效率用兩種方法來衡量，一是增量資本，二是全要素的生產率。從中國的全要素增長率來看，一般是在3%~6%之間，但從2013年開始卻出現大幅下跌。“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暫時的情況，特別是在中國經濟整個的增長率下降之後，這種情況會不會持續。但總體而言，中國的全要素增長率沒有呈現出一種穩定的趨勢，更沒有呈現出一種穩定增長的趨勢。”
李東晚向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表示，“一些成功擺脫‘中等收入陷阱’的經濟體，他們跳出陷阱的時候都是可以實現全要素增長率的增長，或者至少是可以保持全要素增長率的水平。如果中國的全要素增長率現在出現瞭下降，確實令人感到擔憂。”
此外，教育也是顯示成功和失敗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經濟體之間差異的部分。“中國教育最大的差異在於體制機構的質量，在這一方面中國甚至落後於中等收入國傢的平均水平，所以在這一方面，中國應該真正開始關註並開展工作。”李東晚建議。
除瞭投資，收入分配也是一個重要因素，在李實看來，中國要維持一個穩定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，一個實際的挑戰就是收入分配問題，一是收入差距過大，二是財富分配不平等的現象日益嚴重。根據國傢統計局的數據，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，一直到2007年，整個中國，包括農村地區和城鎮地區，收入差距都在不斷擴大。但是從2007~2013年，盡管全國收入差距有所下降，但在農村地區和城鎮地區，收入差距仍在持續擴大。
而居民之間財產分配差距的擴大速度超過瞭收入差距。從財產差距的基尼系數來看，從2002~2007年，在中國的農村地區，基尼系數從0.45上升到0.7，在城市地區則從0.45增長到瞭0.63，而2002~2010年，整個國傢的基尼系數從0.54增加到0.73，8年時間，中國財富不平等程度急劇上升。
李實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在過去30年裡，一些成功從中等收入國傢進入到高收入國傢的經濟體，比如韓國、新加坡，在其初始階段的收入差距都比較小，而那些沒有成功跨域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國傢，比如拉美、南亞的一些國傢，則有很大的收入差距。所以，能否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收入差距的影響非常大。
在李實看來，中等收入經濟體如果收入差距過大會影響發展速度，前期收入差距如果很大，後期增長率就會比較低，所以這些國傢要在短時間內迅速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進入高收入國傢，必須解決收入分配問題。
找準對策
“盡管在過去10年中，政府在努力調節收入分配差距，包括提低、擴中、調高等方面都做瞭很多工作，但還不夠。”在李實看來，造成中國收入分配不公的源頭主要是收入秩序混亂，收入分配制度有失公平。在初次分配過程中，一是稅收制度不合理，多是間接稅，對收入調節的作用較弱；二是存在勞動力市場分割問題，特別是戶籍制度歧視，很多農民工得不到應有的就業機會，或者收入被人為地壓低，在勞動力市場處於一個不利地位，加上社會保障系統不健全等，都會對收入分配公平帶來影響。
盡管中國要實現到2020年進入高收入國傢的變數很大，挑戰不小，但在一些與會的經濟學傢眼裡，依然充滿著無限的可能性，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創新。
英國政府國際發展部首席經濟學傢、牛津大學教授斯帝文·鄧向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表示，處於中等收入階段，中國目前需要一些高效率的企業，更需要一些在創新方面有效率、進展較快的企業。這就需要一個整體結構上的完善，在包括提高勞動力生產率、提高勞動力能力，還有開展更全面更好的教育；此外，還需要建立新的公司、引進新的投資動力。但是，現在中國的國企還達不到這種創新和觀念上的更新，如果他們能引進更多有效的觀念，會更容易走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從而實現更有效率的經濟增長。
同樣，李東晚也肯定瞭創新對於走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作用。“毫無疑問，技術特別是創新能力非常重要，與同等收入的其他國傢相比，中國在創新能力方面，無論是在研發方面的投資，還是在前沿產業的投資，都是領先的。但我更要強調的是，高效率的投資和高質量的教育是中國成功跨越‘中等收入陷阱’的關鍵所在。”
新聞來源http://finance.sina.com.cn/china/20151119/152123801765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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